“中国能诞生乔布斯？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微创医疗器械(上海)公司董事长常兆华自问自答，“就是诞生了，能否生存下来也难说。”

3月6日，坐在北京会议中心的会场，他回忆起10多年前来北京申请一个国家科技项目的经历。他还没进会场的门，就被告知“这个项目的人已经定了”。常兆华一下子急了，“你们内定了还让我来干吗？”

“和企业实力没关系，甚至连你的实力都不看。”常兆华说。

 全国人大代表、腾博会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程京也表示，每当他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意味着坏消息跟着来了。前者是指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证书，后者是把这个科技成果在各地申报物价，还要走上“漫长的一段路”。

程京不明白，这是给科技创新开绿灯，“还是敲丧钟”。“对一个高科技企业来讲，它花三五年研发，花三五年再等，再等，它就死了。”他说。

一个更为直观的数据是，教育部《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（2010）》统计，中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5%。2013年底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“中国经济年会”上透露，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%左右。

这被不少企业家代表委员形容为“场（市场）梗阻”。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闫傲霜代表就总结说，对科研人员和科技创业者来说，“不创新等死，创新找死”。因为把创新的产品和技术推向市场和应用，实在太难。

今年，由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全国政协会议第0001号提案就提到，“有形之手”常常越过“无形之手”去指定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，结果事与愿违；另一方面，在“市场失灵”的基础研究、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，“有形之手”的力量尤显不足。

也有一些科技工作者有过尝试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代表就给记者讲起他担任“863计划”专家组成员的成功案例。他先给申请人10%的启动经费，视效果如何再继续拨款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几个项目最终都完成得很好，承担单位也不是原来想象的重点大学。

“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科技同样需要释放市场活力！”闫傲霜说。

“再不松绑中国创造就要胎死腹中了。”正如中科网董事长张立福所言，企业到了科技成果“出效益”这一环节就碰壁，那一旦大军压进，中国的技术创新哪能冲出前线？